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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学员们向媒体和观众披露了中国政府违反宪法、践踏人权、非法镇压法轮功的事实真相，使当地更多居民对法轮功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了解。有一百多名观众在签名簿上签名，希望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炼功群众，并给予炼功者炼功自由。

一些有缘之士前来观摩学习五套功法，购买大法书籍。当然，学员们也遇到了一些大陆来的不明身份者的恐吓，但大家都毫无惧色。有的学员说：“大陆弟子连死都不怕，这点恐吓算得了什么。”

学员们还参加了８月８日在北温地区的大型艺术节活动。许多当地白人已从媒体上对法轮功有了初步了解，并有兴趣学习法轮功；有的当场就向学员们请教动作，席地打坐，态度和蔼认真，也令学员们感动。要不是晚上还有九天的讲法录像播放，学员们真想再多呆一会儿，以尽量满足新学员的真诚愿望。

首届英文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

会议期间十三位学员讲述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其中有几位发言者含着泪水回忆了自己如何终于找到生命的答案，如何在磨难中提高心性，如何通过学法成为更好的人，以及大法如何帮助他们返本归真等经历。

交流体会之后，大家进行了集体学法和生动的自由探讨。整个法会成为每个与会者提高心性的有益机会。

接下来的星期日，学员们再度在大西洋之滨举行了集体炼功和集体学法。大家普遍感受到英语交流会的独到之处。

评中国中央电视台“4.25”节目

首先，我们知道，早在1997年初，中国公安部一局以法轮功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为名，就布置全国公安部门进行调查。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认定李洪志先生传播谣言邪说及一些骨干利用法轮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通知中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利用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这是典型的先定罪、后搜集证据做法。之后安全部门动用了最高级的侦探手段，甚至利用大法大道无形、谁想学就来学的特点派人混入大法弟子内部，可谓不遗余力。

4月25日以后，很多普通学员的私人寓所电话以及工作单位电话都遭到窃听，可见安全部门对这种监视手段确实是驾轻就熟。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若李老师在北京有一套房子，从98年7月21日到99年4月25日如此长的时间内，这套房子必定已被查出并已在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另外，研究会主要人员李昌、纪烈武、王治文等人的住处也应在密切监视中。

录像片中指出，4月25日前后，纪烈武等人通过家中的电话与李老师联系多次，并且说李老师在转机间隙，一直呆在“北京寓所”中，并召集研究会人员开会。那么，这些窃听器、电话监控是否应该发挥一些作用？

以此推断，4月25日中南海万人上访，安全部门应该是知道的，可是，政府多次宣称：
“丝毫未察觉的情况下，万余名群众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中南海”，那么，要么是安全部门能力有限，用最高级的侦探手段都没有发现这么大一件事情（录像中说：这些人计划整个事件的过程只是在自己家中，用自家的电话，并没有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是到荒郊野外去，采取更隐蔽的手段），对于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来说，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否则，岂不被人耻笑？要么是类似的窃听记录、电话记录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否则，在全面围剿法轮功之后，为什么舆论不把这些记录公之于众，以便大法弟子们早日认清形势，而等到纪烈武等人被逮捕后来交待呢？

再来看看纪烈武等人在录像中阐述事情经过的镜头。凡涉及到与李老师直接电话联系的事，全是纪烈武一人所说，而且只要是有“我打电话给李洪志”等类似的话，前后之间总是有一些间断，给人感觉是不连续的。仔细观察纪烈武在提到李老师的名字时的口型，可以发现口型和名字本身明显不符，很象是经过语音处理的，移花接木。这不禁令人怀疑纪烈武的原话到底是如何说的？他到底给谁打电话？真的是给李老师打电话吗？由于录像片中配上播音员带有倾向性的配音，再加上故意渲染的开会场所，很容易使人忽略这一点。显然，摄制这一录像的新闻工作者们忽视了新闻工作客观公正这条最基本原则，整部片子就像一部故事片一样。试问：若对于证据确凿的事实，用得着采用这种手法吗？

再来看录像片中其他荒唐可笑之处：天津市公安局某处处长公然在记者话筒前信誓旦旦地说“天津没有抓人，一个人也没有抓”。

参加过天津上访的上千名大法弟子都知道，参加过4月25日上访国务院的弟子都知道，天津市出动了防暴警察，4月24日前抓了40多名大法弟子，在25日才放出来，这有被抓弟子写的文章为证。铁的事实谁也掩盖不了，谎言永远盖不住真相。某些阴谋家利用谎言来愚弄群众的伎俩必将暴露无遗。一句“没有抓人”就把天津市政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吗？我们并没有反对政府，只是要求有一个宽松、合法的修炼环境，被抓被压实乃非法待遇。

再看看录像中对4月26日以后的事情是如何捏造的：说的是4月25日没有见到国家领导人，李老师大怒云云。首先是整个过程没有摆出任何有说服力的事实，只有播音员充满倾向性和诱导性的一面之辞；其次，参加过4.25上访的弟子都忘不了XXX（为尊重起见我们隐去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很早就亲自出来与大家见面的感人场面，下午又亲自与五位代表面谈，倾听大家的意见。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国家领导人与群众的见面吗？再者，李老师在4月26日以后知道整个事情真相时，一再要求弟子们要安心实修，以提高层次为根本，心不要动。大法真修弟子谁会相信李老师大怒这样的谎言呢？

谎言永远是谎言，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完近40分钟的录像片，我们的感觉只有一个：大笑之。笑那些可怜的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还在人世的迷雾中借镇压法轮功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想着升官发财之道。

“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

中国大法修炼者
1999年8月12日

一、法轮功没有政府想象中的“组织”

法轮功发展这么多年，学员成千上万倍增长，如果有什么组织问题，也会成千上万倍扩大，早已暴露无遗。现在社会复杂，初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想把上亿人中间的组织问题掩盖起来也不可能。但公安部门这几年一直采取多种方式（监听、秘密打入等）调查组织问题，并未找出任何毛病来，所以结论只好是“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一般人打不进来的组织”。其实就是因为法轮功没有组织。

如果法轮功有一个强化的组织，必然产生组织上的矛盾，就得花精力解决这些组织上的矛盾。尤其法轮功发展成上亿人参加的庞大群体，有了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涉及。事实上在李洪志老师的全部书中，以及多次开法会学员共提出的成百上千的问题中，几乎都未涉及到组织问题。这说明法轮功内部没有组织上的矛盾。确切讲仍是法轮功没有组织。

法轮功的研究会、辅导站，是挂靠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期间叫出来的名词，并不是政府所认为的那种组织。这是中国气功科研会中任何一个大面积传功的气功功派都具有的。而法轮功不登记、不收费，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管理是最松散的。

各站、点的负责人是义务服务的，是随着炼功人数的增多自然形成的。甚至许多炼功点至今没有辅导员，由老学员轮流教功。这些人的心思没用在搞组织上，而是辅导大家实修。法轮功强调不搞任何有形的组织，是因为法轮功修炼的核心是修心性，组织形式解决不了修心的问题。如果搞了什么组织反而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把大家带偏，那就偏离了修炼的中心。这些内容已经明确地写在了法轮功法理的要求上。假如谁要有不纯目的，想在法轮功中搞组织，也绝对搞不成，因为学员都明白，都会指出来。

法轮功的发展过程中，也未出现过社会上的问题，整个功法的发展是健康的，这是靠常人中任何组织形式都做不到的。在这个群体中，只涉及修心和炼功，决不允许将社会问题带入修炼中来。如果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就会看到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客观上为社会解决了许多问题。所以这些辅导站做工作不能仅仅认为是法轮功的工作，而是在为社会做有益的工作。

几年来，过去曾参加过中国气功研究会法轮功研究会的老学员一直积极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解决对炼功群众按国家法律实现有序管理的问题。自1995年起，他们一直在向国家各有关主管部门呈送报告，登门汇报，说明情况，主动寻求主管部门，请求予以管理指导。然而由于种种，管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一切说明，法轮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根本不存在“组织严密”问题。

二、修炼者日众并不是靠组织形式

如此众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并非借助于某种组织形式，而是因为其法理具有震撼人心，转变人心的力量。参加炼功的群众中，党政军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比例非常高。这些人经历过风风雨雨，最能明辨是非。尤其是经历过文革过来的人，他们深知“迷信”和“政治倾向”的危害，他们中许多人从内心深处想找一块没有“迷信”和争斗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法轮功是一片净土。相反，如果法轮功有政治倾向，危害国家，让人做坏事，相信群众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那就没有人来学。

4月25日，一些学员去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这都是个人行为。去的学员认为，几年来公安部门一直干涉学员炼功，特别在外地，抄家、罚款等。一些公安人员在社会上散步法轮功是邪教、反动组织，取缔只是时间问题，等等，事端不停。学员写了成千上万封信，向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反映情况，要求得到一个公正合理的修炼环境，但无济于事。天津事件发生后，学员认为如果再不让中央领导同志知道真相，那么法轮功面临的处境将更为恶劣，甚至被取缔。

可能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认为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是坏事。他们相信法轮功是利国利民的，应当让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法轮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另外，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公民向国家反映情况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责任，相信中央领导同志能够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众所周知法轮功的传播渠道是人传人、心传心，在亲朋好友中传开，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大家受益了。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家联系都很亲密（有的是一家几代人炼）；另一方面法轮功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关心。尤其是天津事件发生后，许多人都意识到事情的性质，于是迅速传开，学员们相互转告，便去了中南海。（去的多数是外地人，北京学员大多不知此事。如果组织，人数势必会成倍增加）

4月25日那天，法轮功学员的表现，如安静、平和、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等，在常人看来好像是组织状态，其实是他们的高境界行为，并非“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从来到走都表现出高素质。因为这些人通过修炼境界得到提高，成为一个觉悟了的人，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同于普通常人。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要做最好的人，那些表现只不过是一个好人的表现而已，这是纪律做不到的。如果是一些低素质的人，任何强化的组织形式、纪律要求，那么多人表现得恐怕都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那些表现并不是组织、纪律，而是素质。

三、建议有关部门与法轮功正面接触

4月25日以后，国家有关部门不与法轮功正面接触，不去了解法轮功的实质，而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摸“组织”情况，秘密调查原研究会、辅导站工作人员及辅导员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了解这些情况没有必要，而是这些问题太次要了。不去了解法轮功的实质，难以真正客观、公正地解决问题，造成工作被动。

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今天，学员不认为法轮功是“迷信”，而认为是最高的科学，是教人向善的真理。如果不是法轮功具有使人心向善这种正的力量，无论谁都不可能仅仅几年内发展到这等规模。不了解法轮功人心向善这一根本因素，采取任何措施都事倍功半。

法轮功的许多问题本来就超常，正面接触都难以搞明白。如果只采取秘密手段，得出的结论必然更加神秘。靠揣测、道听途说下结论，所产生的矛盾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而是理解认识上的差异，其结果必然与法轮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甚至会闹出笑话来。如5月22日以来一系列所谓聚集事件的发生，就说明这个问题。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法轮功进行正面调查。
　
一位法轮功老学员

如此法制管理，令法律界人士尴尬。难怪日下百姓中流传着“‘依法治国’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的说法。百余名被捕法轮功弟子面临如何处置，很难从法律角度推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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