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归来的法国大法弟子奥力维和海伦讲述经历

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周围漫步，察看地形，到处是警察。在我们准备打坐的地点正好停着一辆警车。走着走着，碰到一队大法弟子，其中有一位德国弟子扛着一面德国国旗，很象一个旅行团。然后又看到一对仿佛新婚夫妇的弟子捧着一束白色鲜花。大家都从不同的方向陆续来到了预定地点。奇怪的是，当我们一点一点走近的时候，警车已经不在了。

下午2点，36名弟子都到了，一位弟子拿着名单，念着每个人的名字，安排大家的位置。九个人一排，一共四排，照相。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我们快乐地嘻笑着，心中充满着无比的幸福和喜悦。

2点一刻左右，当我们听到一位学员说“GO”时，大家同时把腿盘上，立掌于胸前，此时此刻，人的一面完全消失了，每个人从心灵的最深处发正念，后排的九名弟子展开了“真善忍”的横幅。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庄严，神圣！这一刻，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

三十秒钟不到，警车来了。我们继续发正念。

海伦（Helene）：我的心很平静，我一直在发正念。我感觉到一只强硬的手抓住我的胳膊，但是又放开了，一会儿，又有人抓住我的两臂。我感到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令他们措手不及的举动吓慌了，一时不知道先抓哪个好。我闭着眼，继续发正念。他们把我架起来，我一直保持着双盘的姿势，单手立掌，发正念。直到警车门口，他们想推我进去，但我的双盘的腿卡在门口，我用力抵挡着，不想让他们得逞，不想让更多的弟子被弄到车上。他们着实费了不少劲儿，终于把我推进了车，但是我还是双盘堵在门口，一个警察大声喊着，“把她的腿搬下来！”他们七手八脚把我的腿搬下来，粗暴地把我推推搡搡弄到座位上。紧接着一位瑞典的小伙子被打昏扔在车的过道上，我用手抚摸着他的脸，问他：“还好吗？”他睁开眼睛回答：“还好。”这时警察又把一位岁数大一些的德国女弟子揪着头发扔在瑞典小伙子身上。

车开了，我看到车下的中国老百姓，就打开车窗，向他们用中文说：“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警察把我推开，把窗帘拉上。我又拉开另一扇窗，继续喊“法轮大法好啊！”一个年轻的警察跑过来卡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椅子上，那一瞬我以为我就要被他勒死了，但是我视死如归。这时加拿大弟子泽农冲着警察喊着：“你这样对待一位妇女，难道不感到耻辱吗？”警察把手放开了，脸被气得通红。我又跨过椅子到车的另一侧，对着另一侧的人们喊：“法轮大法好！”那位警察这次用我身上背着的皮包带勒住我的脖子，我费了很大劲才挣脱开。

奥力维（Olivier）：我被带上另一辆警车，车上大概有七、八个弟子。我看到身边的一位警察，感到他善心尚存，就一只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心口上，继续发正念。警车在四面开来的车辆和过往行人中跌跌撞撞举步唯艰，一路上不停地刹车，警察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车里跑来跑去，惊惶失措。我意识到这是另外空间正邪较量在这个空间的反映。

好不容易车子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公安局，我们从两列警察中间走进公安局。他们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进去，并给我们每个人录象。

当我一个人穿过长长的，阴森的走廊时，我不停地向站在旁边的警察说着“法轮大法好！”这时一个警察用凶恶的眼光盯着我，挑衅地问我：“法轮大法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法轮大法好！”他伸手指着前面更加凶狠地冲我嚷着：“往前走，到最里边那间屋子去！”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要收拾我了。走廊很长，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不为我说出的话后悔，多少中国的大法弟子就是为了这么一句真心话就被邪恶迫害致死，今天我真正体会到了“如果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布满了邪恶因素的环境里面，你再去证实法，敢于走出来揭露邪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我对自己说，哪怕等待我的是机枪扫射，我也要勇往直前。当我走到那间指定的屋子，出乎意料，等待我的是我的同修们。

我们又在一起发正念。

因为这是一件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警察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们是好，估计他们正在请示上级。所以他们很“克制”地看着我们。当然在这些警察中也有善良正直的人。我看到一位警察在一位弟子用手机与外界联系时，特意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其它警察的视线。

我在过道里被提审，他们把我的护照、机票、手机等个人物品收走，然后让我们下到地下室，被关在一间很脏的牢房里。在这间牢房的里面还有一间上着锁的小牢房，尽管警察对我们采取“克制”态度，大家都感受到这里的阴森邪恶，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中国大法弟子在这里遭受酷刑折磨。我们有的打坐，有的发正念，有的学法。有的主动向警察洪法。

海伦：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牢记师父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拒绝交出我的个人用品，拒绝单独被提审，拒绝他们的一切命令，因为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我由于拒绝下到地下室，被他们从楼梯上推了下来。在我接电话与外界联系的时候，他们六个警察扑向我连抓带打，把我的手机抢走，在抢夺中男警察还乘机摸我的下身，进行性侵犯。

学员们在公安局被关了6个小时左右，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机场附近的旅馆。我们被安排在两间大房子里。这里环境舒适，他们给我们买来食品和水，对着我们照相，摄像，目的是将来向外界制造“被捕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受到‘人道主义待遇’”的假象。当我识破他们的阴谋，低下头拒绝照相时，他们揪住我的头发，从底下往上照。屋子里站着比我们多好几倍的警察，他们不时地拿我们取笑着。而我们则照常打坐，发正念。

奥力维：我们把自己的饼干拿出来给警察吃，我乐呵呵地走到一位警察前面递给他饼干，他拒绝了。但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打坐时，他用很温和、甚至敬佩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他的内心也许会问：这是些怎么样的一些人呀？

他们不让我们睡觉，我刚在地上睡了一会儿，夜里4点就被叫醒接受单独提审，我去了，但是我不配合他们。我只是说不知道，或者我要等我们的领事到场才回答。他们拿我没办法。

最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各自的旅馆取行李。下车后3个警察要押着我进去，我严肃地跟他们说，你们放开我，我自己走。他们很紧张地跟着我，我越平静，他们就越害怕，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堂堂正正的没有做坏事的人，心是平静的。他们恐怕我给他们设什么圈套。先是问“你肯定你的房间在楼上？”进了房间又问我不下十次：“房间里有什么法轮功的东西？”最后我不再理他们，拿了行李自己先出去了，他们也跟着出来了。当我被警察陪着走出旅馆时，我向旅馆的老板说了一句“法轮大法好！”他意味深长地向我点头致意，好象是说：“我明白。”

在整个被抓、被关押期间，我都保持着一个祥和的心态。而这种祥和却具备着强大的力量。一次，一个警察使劲儿抓着我，而我心态平和地、轻而易举地抹去了他抓着我的手。还有一次，我轻易地分开了扭在一起的学员和警察。这两次经历使我充分体会到了大法的力量。

海伦：在回旅馆拿行李的时候，我向楼道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说“法轮大法好！”跟我一起来的警察叫我住口，还推搡我。到了房间他们把门关上，要我把箱子打开，我坚决不打开。他们迫不得已只得罢休。但是他们竟看着我一个人肩背手拉的拿两个人的行李（他们不叫另一名弟子进来），没有一个人主动帮忙。出去的时候我看到路人就大声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警察将我连推带搡地弄上警车。

11月21日早上9点30分，大家被带到机场，各自都在与其它乘客分开的候机室等候回自己国家的航班。

奥力维：我和英国弟子丽莲乘一架班机。警察要给我们照相，很粗鲁，但是被我们拒绝了。他们野蛮地搜查了我们的行李，想用这种手段吓唬我们，让我们不敢再回中国。在我临登机的时候，他们把我的护照、机票、手机等还给了我，告诉我5年之内不能进入中国，然后，把我送上飞机。

在飞机上，一位奥地利人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他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问我为什么来中国？他说他发现我是被警察送上飞机的。于是我就向他讲述了我此行的目的，讲了为什么法轮大法好。我感受到他的内心被大法所打动了，他说：“你们的行为是正义的！”

海伦和奥力维：

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告诉中国和世界，法轮大法好！

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中国千百万遭受野蛮迫害、又被剥夺了一切表达其观点的权利的法轮功修炼者请命！

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把荒唐的事实揭示给人们：每天为遭受迫害的人们呼吁的修炼者们自己却遭到同样的殴打！

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证实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只限于中国人，全世界都被牵扯进去，只要谁打出“真善忍”的横幅，他就会遭到关押、殴打。

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意识到行动起来的紧迫性，

我们到天安门去是为了使每一个人都享有维护“真善忍”普遍原则而不再付出宝贵的生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