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业讲师自述几年来遭受的迫害情况
以下是张孟业写给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举报书。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总书记江××下令公开镇压和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人权遭到严重侵犯和粗暴践踏，兹将事实举报如下。
1、1999年7月22日，我与许多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广东省府、广州市府，时至下午三点半许，我在中央公园被非法拘送到越秀区公安分局，傍晚转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非法审讯从越秀分局开始，在石牌街派出所更是几个恶警轮番不停，直至第二天凌晨二点，采用车轮战式的审讯来折磨我，并声言只要我做检讨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就立即释放我回家。在遭到我断然拒绝后，恼羞成怒的把我押送天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4天。
2、1999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我被非法软禁在广东省电力职工休养院（在肇庆市郊），强迫我学习诋毁大法的材料，损害我的人格尊严，压迫我的精神思想。
3、1999年11月11日下午2时许，我与妻子罗慕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大马路上，请执勤的三位路警帮我们向中央政府呈递一封信。其中一位路警问知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时，立即用手机通知一辆警车，把我们俩非法拘送至府右街派出所审问。当晚7时许把我们当作犯人转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强制剥光衣服搜身，拘留5天后交给广东省驻京办。第二天（即16日）由北京非法押往广州，17日早晨抵达并被劫持往天河区石牌街派出所。当晚深夜，即第二天凌晨约二、三点左右，被劫持至天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4、从1999年11月18日起，我被非法拘禁在广州天河区看守所。开始15天是所谓的“治安拘留”，后来仅仅因为我继续坚持法轮功信仰，没有任何其它理由，就把我转为刑事拘留。在刑事拘留期间，为了阻止我继续炼法轮功，于1999年12月31日（除夕），用很重的大脚镣套住我的双脚腕，直至2000年元月14日非法送劳教时才解镣。
5、2000年元月14日，我被劫持至广州市第一劳动教养所（在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非法强制我劳教至2002年2月10日，长达2年零37天，我的身心因此受到很大摧残。
（1）精神摧残。劳教所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强迫看“天安门自焚”、“傅怡彬杀亲”等对法轮功进行栽赃的录相电视，以及其它诬蔑、攻击法轮功的文字材料；有一段时间还多次用“不转化就永远出不了劳教所”来威胁恐吓我，企图从精神、思想方面瓦解我，压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同时，限制活动区域，指派专人对我进行24小时的夹控监视。
（2）大概在2000年的10月下旬（确切日期记不准了）我被转关押到二大队，该队的第一把手李国民（男、教导员），多次谈话要求我“转化”（即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但是，我都始终坚定的信仰法轮功。他不阴不阳的威胁说“那你就准备接受麻烦的挑战吧”。接着，李国民亲自出马，在不同的场合或暗示、或公开挑唆普通的劳教人员为难我。而且，又把态度比较平和的正、副组长换成态度粗暴、凶恶、心狠手辣的人，来刁难、打击我，甚至当众动手动脚侮辱我。李国民企图通过这些小动作使我屈服，其无聊、无赖由此可见一斑，对“教导”二字真是莫大的讽刺。
（3）2000年12月29日凌晨2点，我在床上打坐炼静功，不影响任何人。被值班的“三大员”发现后，立即遭到痛打，接着就给扣在铁门上蹲至天亮。当天上午9时许，我正在工场干活，李国民冷不防从背后紧紧揪住我的衣领，揪得我呼吸困难，衣领扣给揪脱了。一瞬间我被他弄得仰面朝天，从座凳上给狠狠的摔在地上。当时，我连气还没有缓过来，更由不得分辨是怎么回事，就屁股贴地面朝天被他拖出工场。在粗糙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拖了至少三、四十米远。李国民边拖边吼，还有人（是谁不很清楚）打我的头。
在办公室里问话不到10分钟，又被拉出去铐在大树上。双手刚好被铐在树干上，既站不好又蹲不下，浑身吃紧，累得难受，双手很快就肿了起来。负责监管我的“三大员”都看不下去，生起同情之心，叫人来放松一点。可是，来的恶警（据说姓张，男，40岁左右）却把手铐铐得更紧，紧得不能更紧了，锯齿深扎，犹如利刀割体，揪心揪肺的痛！我咬牙忍痛，虽时值寒冬，仍然浑身冒汗，几乎昏了过去。“三大员”（非法轮功学员）赶忙往我口里放水果糖，并用温开水喂我，以缓减我的痛苦。
足足被铐了三天三夜（晚上铐在铁门上），我没有屈服，并指出这是肆意违反宪法，粗暴践踏人权。他们无话可说，却用加期三个月劳教来摧残我的身心。痛打我、阻止我炼功的“三大员”却得到了减期两个星期劳教的奖励（时间记得不一定准确）。这是何法制？有无人道？
（4）此后，劳教所不法人员进一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除去劳动、吃饭、洗澡（只能最后一个洗）和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被夹控在宿舍里不准外出活动。2001年3月21日又突然把我转去七大队，进行“冷冻隔离”的迫害。
（5）转入七大队后，随即宣布任何劳教人员不得与我说话，否则按法轮功学员论处，企图完全孤立我。两次宣布隔离无效果，最后不了了之，这说明好人是孤立不了的。隔离开始后第二天，即2001年3月23日我罢工抗议江××及其“610”迫害法轮功，因此被强迫罚站露天，时遇春寒，饱受风寒冷冻之苦。尤其一天下午至黄昏，一场春雨淋得我浑身湿透，冰冷刺骨，直打哆嗦。
（6）2001年7月25日，劳教所管理科陈副科长（男，30岁许）找我谈话，告知可如期释放我，过去的加期、延期处罚不再考虑，要我保重身体，平平安安渡过这段时间…等等，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可是数月过去早已超期，仍无动静，到12月7日出乎我预料，七大队的管教刘副大队长（男，约40岁）突然通知我说，加期处罚仍然要算，而且不“转化”坚持信仰法轮功，每月延期10天。如此以来管教副所长（男，约50岁）竟说一共要再给我加期六个半月。作为国家执法部门毫无诚信，出尔反尔，毫无法度，信口雌黄，真是匪夷所思。对于这种无法无理的延期迫害，我忍无可忍，从2001年12月14日开始绝食抗议（共47天），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到2002年2月10日才获释。当时我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形如槁木，只剩下一张皮包骨，两颧高凸，眼窝深陷，脸色灰暗，1.65米的身高，体重还不到35公斤（包括穿在身上的寒衣）。
6、获释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恢复了身体健康。但是，三个月后我们夫妻又遭绑架。即2002年5月17日，我与老伴到海珠区光大花园访友，上午十时半许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广州公安强行绑架。他们没有法院、检察院的传票或逮捕令，公安身份证也没有出示，穿便装，开普通小面包车而不是警车，足见极怕曝光。他们野蛮粗暴的把我老伴摔倒在地，再强行推上小车，她的右脚扭伤了。对我也如狼似虎，按倒在另一辆车门边，强拖上车，我们夫妻就这样被绑架到石牌街派出所。拘留到第二天上午，即5月18日，由石牌街“610”的苑晓泳（男，约30岁）与2名辅警（彪形大汉）把我扣上手铐，强行押送到广州市黄埔的所谓“法制教育学校”继续迫害。
7、这间所谓的“法制教育学校”，隐藏在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路戒毒所的五、六层楼上。由于其罪恶的行径见不得天日，所以它混在戒毒所里不亮相，公开只挂戒毒所的牌子，里面五层楼上方挂“学校”的牌子；其次，学员受酷刑折磨期间都是独身被关闭在单间房里，窗户不开，用报纸糊住，封得严严实实，报纸写上诬蔑、谩骂大法、大法创始人和我个人的标语；迫害都是鬼鬼祟祟在深夜至天亮前进行，白天只用恶语恫吓，夜里才滥施刑罚，把人置于求死不得、生不如死的可怕境地。还有，晚上把人打得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白天即使天气再热，也要强迫伤员穿长袖衫、长筒裤，以遮盖伤痕；再有，受伤学员的头部、肢体或衣服上的血迹，当时就强迫洗掉，校方惟恐留下日后被揭发、控告的罪证。足见其心虚理亏、极怕曝光，明知非法，见不得人，又有恃无恐的非干不可。
下面就报告我个人所受的残酷迫害：
（1）在广州市黄埔区的所谓“法制教育学校”里，我绝食抗议对我们夫妻的绑架，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被所谓的“帮教队”（实质是打手队）的暴徒们紧紧的捆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再强行灌盐辣椒水，还要受耍猴似的百般羞辱。施暴者有：打手队长邱朝华（男，重庆市郊人，63年生）、副队长詹永龙（男，潮汕口音，近30岁）、一个广西人（男，约40余岁）、副校长余若兰（女）也在场。其余就记不清了。
（2）此后在黄埔法制学校里便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恐怖生活。从五月底起把拘禁我的单间房封闭起来，几乎不让睡觉，每天晚上十点半后仅给躺2、3小时，并故意把灯开得通亮（灯开关在房外，由打手们控制着），强光耀眼，刺得人头晕目眩，无法入睡休息。在这里我被拘禁了七个半月，一直在独身房里度过。不仅度日如年，而且只要我讲真话，坚持法轮功“真善忍”信仰，便会受到反复的迫害和折磨。
（3）每天下半夜，暴徒们便凶神恶煞似的来折磨我。轻则侮辱人格，邱朝华几次用他的口水抹在我的脸上，黏糊从我头上拔下来的头发，做胡须以羞辱我，妄图摧残我的意志；同时罚长时间的蹲站（包括各种姿式），还把肮脏的垃圾斗倒盖在我的头上；重则拳打脚踢，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有几回，打手王建宾（男，约30岁，河南人）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离地），狠狠的往下摔，一次一次的把我摔得几乎站不起来；尤其当蹲站的时间长了，腿上的肌肉绷得紧紧而近乎僵硬的时候，邱朝华或其他暴徒重重的踢过来，我的腿痛得就像断了似的，伤得更厉害。两条腿也因此好长时间蹲不下来洗澡，臀部和腿部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两个月还消失不了。暴徒们用拳指或4分粗的自来水铁管狠刺我的胸部，受伤两个月后还隐隐作痛，深呼吸时尤觉得痛。还有暴徒用4分粗的自来水铁管横扫我的头部，邱朝华用硬木制的烟斗重敲我的头部，我的头被打得到处是肿包，睡觉时枕头部都有困难。有两次打破了我的头，不断流血，他们担心伤口打大了，白天易被人发现，才停手没有继续打下去，而且当时就强迫我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
（4）2002年5月下旬连续4天，在零点后天亮前，暴徒们轮番使用上述种种手段对我进行野蛮、残酷的迫害，但都没有使我屈服。邱朝华、王建宾和另外两个暴徒把我的手绑在背后和脚捆绑得紧紧的，倒提起来，整个身体倒挂着，把头按在厕所茅坑里强行灌水（用拖地板的拖布堵住茅坑下水口，再放满水），直到我拼命挣扎，才把我的头拉起来吸几口气，再按下去强行灌水，这样残忍的一次一次反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当我窒息得拼命挣扎时，肢体欲裂，五脏俱崩，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痛苦和恐怖足可想见矣！
（5）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我表示继续坚持法轮功信仰，甚至稍不顺他们的意，就用上述种种手段折磨我。其它方式姑且不论，直到11月份还强行灌水迫害我5次，其中第一次倒提着灌（如前述），后来3次把我按倒在地，再把头按在厕所茅坑里强行灌水，并用脚重重的踩在我的胸背上，我的肩膀也因此磨出两个大大的伤疤，一年后尚未完全消失。最后一次是把头按在桶里强行灌水，灌得肚子胀胀的，尿憋得厉害，要求方便，邱朝华和另一个打手（平远人，男，20岁许），就凶狠狠的威胁不准拉，否则强迫喝回去，真是毫无人性。
（6）所谓的“法制教育学校”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折磨同样是残忍、恐怖的。他们不仅每天强迫我们看诬蔑、攻击、栽赃法轮功的录相、图书、报纸及其它音像资料，还强迫我们天天写所谓的“作业”。若达不到他们谩骂、攻击法轮功的要求时，轻则训斥，重则拳打脚踢…各种体罚，甚至强行灌厕所茅坑水。我后来的4次被灌水，其中2次是因为“反弹”拒绝“转化”，另外2次是因为“作业”没达到他们的要求。而且在我“反弹”时，邱朝华一再恫吓、威胁，把我送广州芳村精神病院，或给我打毒针、吸毒，或送戒毒所女宿舍灌尿、灌屎，或送禁闭室。
（7）广州市“610”派往黄埔“法制教育学校”的头目王友成（男，50余岁，他自称原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保卫干部），是上述一切迫害的主谋，该校的总顾问林和平（代校长）、正副教导主任谭志坚、陈卫民则是策划和指挥，有两次我拒绝了陈卫民的要求，结果深夜就遭到强行灌水。打手队长邱朝华，副队长詹永龙、打手王建宾……则是实施上述摧残、迫害的凶手暴徒。
8、北京公安于1999年11月11日非法拘留我。次日，广东省电力工业学校就无理、非法开除我的公职（但至2000年11月30日才通知我）。从此，我便失去工资、奖金等一切福利待遇，造成经济损失估计如下：（1）从1999年11月至2002年底共26个月工资、奖金或养老金，估计10万元以上，尚未包括办退休时应付给我的2万余元。（2）造成我丧失福利分房待遇，其经济损失难于估计，因为直到目前单位尚未有明确意见。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上述举报中，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陈列各种证据，诸如血衣、受伤害后的各种照片及相关的医学证明……等等。但是我相信，如果贵院确有诚意和勇气，依照宪法的第2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维护受害公民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的立案侦查，就可以核实我受迫害的事实和过程，因为我已经提供了有关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谨此切盼贵院立案侦查，望复。并要求赔偿我身心受到摧残、伤害的一切损失。
举报人：张孟业
2004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