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勒医学院肾科教授：器官移植面面观（图）

封莉莉

【明慧网2006年3月28日】近日苏家屯恶性事件曝光，引起国际关注。同时器官移植这个对大多数人并不陌生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大纪元特此专访了美国贝勒医学院医学系肾科封莉莉教授。

* 苏家屯集中营

记者：您听说最近的苏家屯集中营的事情了吗？

封莉莉教授：是的。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讲，苏家屯事件对于生命的亵渎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想想看，当被囤集人体是为了摘取活体器官牟利，而配型完毕脏器摘除便是法轮功学员的死期，这是多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对于施术者来讲，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违背了最起码的医生道德和良心。其实，这些人不仅仅对被摘取器官的人犯下了罪，对于接受器官但又不知器官来历的人来讲也犯下罪。而器官的受者也可能是在有意无意的害自己。

记者：我近日给沈阳几家医院打电话，他们的医生表示，绝对保证肾的质量，都是来自于健康的年轻人，手术成功率90%以上，并表示，患者来了之后会很及时的做手术，不用等几天。国内有网页上声称，一个星期内就可为受体找到适合的供体，还有国际脏器移植中心表示，他们有稳定的脏器来源。从医学角度来讲，寻找供体是否很容易呢？

封莉莉教授：从这些情况可以推断，中国可能有一个相当大的供体人群在等待配型，从而能迅速的找到合适的器官供体，进行大量的器官移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集中营”的说法。

从医学角度来讲，寻找合适的供体并非易事。为了减少免疫排斥反应，首先血型（ABO血型）必须相同；PRA PRA（Panel reactive antibody，群体反应抗体）最好是阴性；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10％或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转化率（淋巴细胞混合培养）要低于20％—30％（此法需5～6日才有结果，实用价值有限）；HLA组织配型（国际标准是直接测定供者与受者HLA-A、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个位点）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点具有众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的极端多态性。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less perfect”。即便是“less perfect”的器官，在美国找到一个被认为可接受匹配程度的肾脏的时间需要长达2到3年，甚至更久。

很难想象在中国找到一个可匹配的肾脏只需要一个星期，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人群供体长期在等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供体的配型必须要事先完成从而可供初步选择配型。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

记者：沈阳医生表示，肾源来自犯人，都是活体肾，并表示，犯人都是自愿的。您认为呢？

封莉莉教授：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即使司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劝导、引诱、威逼，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

我听说过一些例子，中共以各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强迫死刑犯人在捐赠器官的文书上签字，包括连续倒挂等，在那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状况下，即使犯人签字，也不能说是自愿的。

另外，中国人自古有一个传统观念，死后留“全尸”。原则上来讲，一般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被死后摘除器官的。

记者：据报导，大陆换肾失败与死亡率偏高，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封莉莉教授：我就广东省燕岭医院王年稳这个肾移植死亡案例来分析一下死亡的可能原因及其背后的因素。在王的肾配型的记录中缺了一个最重要的试验记录：供体（提供肾脏者）和受体（接受肾脏者）之间的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

在王的报告单中有一个叫做PRA的记录。PRA（Panel reactive antibody，群体反应抗体）是判断受体（接受脏器者）免疫状态的常用指标。PRA越高，排斥的可能性越大。具体做法是在移植术前，将受者血清与二十个以上健康的无关个体淋巴细胞进行交叉配合试验。但PRA并不能取代供体（提供肾脏者）和受体（接受肾脏者）之间的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这个试验是被称做“试管内移植（Test Tube Transplant）”，意思是在试管内观察受体是否对移植肾有排斥反应。一般需要4到5小时完成该实验。如果受体（在此处指的是王年稳）的细胞杀死供体的血细胞，受体非常可能会排斥这个肾脏。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移植前常规试验，但在王年稳的记录中未见有关这个试验的结果。

王的病情后来恶化，第三次B超的诊断是“肾小管坏死”，这是肾移植手术后的一种并发症，有可能和手术操作和术后处理不当有关，但也有可能和移植前肾脏状态有关。当人在受到病理和心理方面的创伤和打击，机体会释放出大量的血管活性物质。比如严重的脑损伤会导致儿茶酚胺堆积（Catecholamine storm），结果是脏器出现永久性病理损伤。在肾脏表现为急性肾小管坏死（Acute tubular necrosis）。实际上，有损害的肾脏所造成的临床后果有时比HLA不匹配可能还要更糟。有临床证据表明，HLA不太匹配的夫妻之间的肾移植的效果超过有一定HLA匹配程度但有损伤的尸体肾（如肾小管坏死）。

目前，在中国接受来历不明的脏器从而导致受体死亡的例子越来越多。台湾拥有高达四万多名必须长期洗肾的患者，其中有不少不耐等候冒险前往中国大陆换肾，如台湾彰化地区近期出现不少前往大陆换肾民众，不仅没有换回健康，反而加速死亡的病例。死亡原因除了医疗技术方面以外（肾配型等等），移植肾的病理生理状态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的被移植脏器大都来源于死囚和被长期残酷折磨的法轮功学员，脏器被移植前就可能会有永久性的损伤。

记者：中共官方对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曾一再否认，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秘密，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12月公开承认这一事实。这说明什么呢？

封莉莉教授：这说明在中国从人体非法盗取活体器官已经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

记者：据悉，有些人难以相信这样可怕的事实。

封莉莉教授：法轮功学员成为大面积的受害对象是不难想象的。在中共七年对法轮功血腥迫害中，中共的舆论使得大量的民众受骗，恐惧感使人对中共魔鬼般的恶行麻木。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大批失踪，和失去身份。

对于一般的死囚当局还不能随心所欲的屯集活体等待配型和最后焚尸灭迹。但对于法轮功学员却没有这样的“麻烦”。

不管这些人是真不相信还是故意选择不相信，我希望这些人和全世界对这些血腥暴行视而不见的人千万要珍视人类良心的最后呼喊。

* 意识和记忆是否可随着器官移植而移植？

记者：前几天，有一篇文章，讲移植受害者心脏梦到凶犯，您认为一个人的记忆和性格，是否可以通过移植器官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封莉莉教授：目前有关细胞是否有记忆，器官移植是否可能导致意识和记忆的“移植”是有争议的。由于实证科学手段的局限性，目前没有什么实验手段来证实或否定这一现象，但是这方面的例子已经有很多了。

1988年，Claire Sylvia，一位芭蕾舞演员，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成功的心肺移植患者，手术在耶鲁New Haven医院完成。但是，她的性格从此发生了改变──双重混合表现（自身和另外一个个体）。

医生只告诉Claire心肺的供体在缅因州死于摩托车祸。但是Claire常常在梦中和清醒时看到一个年轻男子车祸死亡的情形，T. L.的人名缩写也时常出现在她的眼前，而且她知道这个人就是她的器官供体。当Claire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时，医生回答道，心脏是血泵，肺脏是换气的器官，和意志和记忆无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梦的频繁，Claire知道了她的供体是个18岁的男子，名叫Tim Lasalle。终于，双重混合的人格以及摩托车祸的困扰使她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医生对她的说法根本不理会，她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

最后，在一位心理医生Robert Bosnak的陪同下，她拜访Tim的父母，证实了她所有感觉，另一重人格来源于她的供体-Tim Lasalle.Claire。为此写了一本书 - A Change of Heart（此书可在Amazon.com买到）。2002年，根据此书拍了一部电视剧（Heart of a Stranger），由Jane Seymour 主演。

2003年，美国国家“发现健康电视网络（the Discovery Health Channel）”也研究了器官移植中的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例子讲，一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7岁小女孩的身上，当她移植了一颗不幸被人残忍谋杀的10岁小女孩的心脏后，开始频频做被人谋杀的噩梦。令人震惊的是，美国警方靠她对梦中凶手的详细描述，竟然一举逮住了那名残忍谋杀10岁女孩的凶手。

* 供体的心理或其它因素对器官可能的影响

记者：那么，心理压力是否可以导致基因的改变呢？犯人是否会因为监禁或者判死刑而导致心理方面的压力、或者因遭受酷刑迫害等极大的冤屈从而使得某些器官的基因改变，从而对受体造成排斥等危险呢？也就是说，犯人的器官是否能够被当作正常和健康的器官移植呢？

封莉莉教授：心理压力可以导致基因（DNA）的改变，这一点在科学上已有明确的证据。比如BDNF，神经生长因子会随着心理压抑而使得该基因甲基化和基因的不表达。此外，心理压力可以使染色体两端的端粒缩短加速，DNA不稳定，细胞和器官寿命缩短。因此有心理压力的供体不应该被看作合适的供体。即便在短时间内被移植的器官可能为受体改善一些症状，但也有可能会导致后患无穷。

死囚是否会因为监禁和判死刑而导致心理方面的压力从而使得某些器官的基因改变，目前因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尚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有改变，由于这种改变不可能通过目前常用的配型来解决，对于受体来说是很危险的。移植器官基因的改变有可能成为慢性排斥的间接或直接诱因。

我有位同事从事肾移植的研究，她发现即便在亲属之间，如果供体在其肾脏被移植前出现心理障碍不愿被摘除，这个肾脏的存活都会有下降趋势。美国一些肾科医生发现，一些在中国接受肾移植病人的术后护理比较困难。目前，这方面的文献很难查找，因为人体器官在现代医学来讲只是有特殊功能的特化组织和细胞群而已。即便有些人出现心理问题也会被忽视和排除。当移植器官出现问题时，最可能的是当成移植慢性排斥反应来处理。

事实上，长期有心理压力的人，神经系统、中枢神经和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都会有损害的，而植物神经系统遍布全身所有脏器。目前科学上已有证据表明植物神经系统的不健全和脏器的病变有关。从这个角度上讲，死囚的器官能不能被当作正常和健康的器官移植是有疑问的。

我曾经研究过修炼人和非修炼人的基因库，和非修炼人相比，修炼人有相当数量的基因激活和消失，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表观遗传变异（Epigenetic changes）。这些变化对于器官供体本身是整体变化的一部份，是一种和整体相呼应的有益的变化。但对于受体来说不一定是有益的。比如，某些供体器官高表达的基因，由于在受体身上不表达或是低表达是否会由于移植而成为自身抗原导致受体的自身免疫病，现代科学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