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之尤——评中共邪党的荣辱观

前言：为什么要评中共邪党的所谓荣辱观？

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及其系列文章，把中国共产党这个空前绝后的邪党魔教第一次全面、深刻的昭示在世人面前，所揭露出来的中共邪恶令人震惊、发人深省，其对世人内心道德良知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而世人发自内心的良知觉悟也由此引发了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涉及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以及影响最深远的全球退党大潮。时至今日，全球退党人数已近1000万，中共邪党摇摇欲坠的暴政在全球退党大潮的渐涨渐高中，已随时面临其独裁统治分崩离析、彻底解体的命运。

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政治流氓集团——中共、及其背后操纵的共产邪灵来说，再去评价它的所谓荣辱观，实在也只是给它原本就邪恶至极、流氓至极的嘴脸再多划上一道无耻而已。但是对于广大的、深受其毒害的邪党分子及中国人民来说，却能给他们再次提供认清中共邪恶流氓面目的一个角度。因为用所谓的荣辱观来强奸民意、采用惯用的伎俩绑架全体中国人民，并妄图以此换取其邪恶生命的苟延残喘，所以，我们有必要也必须对中共邪党的所谓荣辱观進行全面深入的揭露与昭示，也借此希望广大的中国人民有勇气去真正的获得堂堂正正做人所应该选择的荣辱，并最终迎来没有中共邪党的新生。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

1、感知荣辱是人立身处世之区别于禽兽的主要标志。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尽心上》）那么什么是荣辱观呢？其实就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是人们日常在立身处世中所讲的如何对待廉耻的问题，也即现代社会遵循的所谓价值观。

2、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表现。

根据历史的记载，周朝在总结殷纣覆灭的原因时，认为其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并由此以周公为首开始收集整理，進而最终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规范自天子以至百姓、自庙堂以至家庭的道德伦理规范——“周礼”。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又再次对“周礼”进行了“修诗书、定礼乐”的整理修订，也从此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儒家文化。

《管子·牧民》篇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对于国家的君主来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是作为一个人君所必以为耻的。对于国家的臣子、士大夫阶层而言，“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才是其第一位的荣耀。而对于宗族、家庭伦理，则有“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的宗族伦理，及“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诫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诫，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的家庭道德。至于百姓，则有“言必行，行必果” （《论语·子路》），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要求。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更是让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延续了近两千年，也由此形成了传统道德。

3、传统文化中荣辱观的历史发展变迁。

从中国历史的演变来看，传统荣辱观由道德范畴向法律典章的发展，只能使社会道德风气越来越败坏。孔子早就告诫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自己已经“无耻”的同时而又不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无耻”的人，才真正是所谓的“无耻”。而对于这个结果，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早就说过，“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老子还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把中国历朝以来的荣辱变迁一言道尽。

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也逐渐出现了极端的变化，特别是在近代。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把荣辱变化演绎的淋漓尽致。荣成辱来辱成荣，循环不休，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所谓人情冷暖、功名富贵。于是因小惠而失大德，因小利而失大节者比比皆是。有舍生取义、义不屈节的仁人志士；就有奴颜媚骨、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有正气浩然、慷慨就义的烈士忠臣；就有卖主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国贼。有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慈悲心肠，就有流氓恶毒、蝇营狗苟的狼心狗肺。而对于破坏、终结中国绵延近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共邪党来说，其一贯的排斥、盗用、扭曲传统文化中的精义部份，转而大肆吸收、吹捧、宣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份却是其本性的必然表现。“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九评共产党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起家的》）

上有其好，下必效之；古有其人，今者更甚；民风不古，愈演愈烈。于是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在中共邪党的“与时俱进”中江河日下，中国民众的荣辱观也在中共邪党的强奸民意、洗脑灌输、上行下效中，强烈的打上了“共产邪灵”的兽记。

二、中共邪党的荣辱观

1、中共邪党是披着人皮的禽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早就表明了共产邪灵的出身来历，当然不是人，连禽兽都不是，更没有人性。

共产邪灵来路不正，自然其附体生命在人间的出现形式也就臭名昭著。“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残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烈之祸，古今罕有也。”（《九评共产党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起家的》）而中国邪党至今仍供奉在“神坛”上的“雄文四卷”之《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也明明白白的记述了其农民暴动给当时湖南社会带来的惨象。

共产邪灵是毫无人类道德可言的，也就更不存在人类的荣辱观。它的出现，就必然会集古今中外的邪恶之大全，也自然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部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待手段，以拼凑一个足以附体在任何生命上進而能够自如操纵和控制的邪恶思想，同时建立一个其赖以生存的、彻彻底底和传统文化隔离的党文化系统。而这一切最终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披着人皮肆虐在中华大地的恶魔禽兽——中共邪党。

2、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荣辱观的破坏。

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荣辱观的破坏自上而下、无远弗届，涉及中共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及个人。而采用杀戮恐怖来威胁生命是中共邪党运用娴熟、也是最容易改变其统治下人民道德观念的流氓手段。除了“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之外，对于层层的中共干部来说也同样如此。“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九评共产党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因为共产邪灵嗜血的杀戮恐怖本性，已有的道德在其面前都显的苍白无力，更没有了任何可能存在的传统荣辱观。共产邪党不仅可以让你求生不能，也能让你求死不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九评共产党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没有了有气节的知识份子的“文死谏”，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邪党豢养的一帮被邪党党性所操控的御用犬儒的“歌功颂德”。

中共邪党还在改造农村的同时，把原有的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作为封建残余势力强力破坏殆尽，以统一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至于家庭，共产邪灵除了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赤裸裸的表明要消灭家庭以外，中共邪党还把原本阴阳和谐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变异为“阴阳反背，阴盛阳衰”的世间表现。

对精神灵魂的阉杀也是共产邪灵的独家专利，这对其附体统治下人民的震慑远比肉体消灭来的巨大。“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九评共产党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荣辱观的破坏是和反人性一起進行的，当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性被中共邪党精心锻炼的党性所控制或替代的时候，中国人民就完全达到了可供中共邪党任意奴役的成度。于是“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 （《九评共产党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被消灭殆尽。

3、中共邪党荣辱观的历史发展变迁

中共邪党是西来邪灵附体中国而产生的怪胎，从一生出来就继承了共产邪灵 “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的九大遗传基因，处于随时会被灭亡的危险境地。中共邪党在对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参加与背叛的成长历程中演绎了一个经典的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反咬一口，是中共在其初生时就运用自如的手段，那时候中共邪党的荣辱观，是只要能有生存的一席之地，就不惜奴颜屈膝；而一旦坐大成势，就立刻反戈一击。中共邪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参加的北伐战争，在统一民主中国的進程中蔓延坐大而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第二次又打着“爱国”的旗号参加了抗日战争，最后挑起内战，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窃取了抗日的胜利果实。（相关资料请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

中共邪党在成功窃取政权后，首先推行的就是“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 ‘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 ‘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纽釦，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

“‘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九评共产党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而中共邪党对民主党派施行的所谓“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针，也不过是对中共邪党一党独裁的拙劣掩饰。

接下来，中共邪党更恬不知耻的喊出了“亩产万斤”、“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无耻口号。在造成举国上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同时，中共邪党还无耻的欺骗人民这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明明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极权政权的封锁，却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十年文革”浩劫过后，面对来自邪党内部及国家的各种矛盾，中共邪党不得不开始進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明明是要搞市场经济，却偏要掩耳盗铃的说成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六、四”惨案，中共邪党开枪杀害学生，却说“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2002年中国萨斯病流行，却堂而皇之的宣称：“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明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伸出的橄榄枝，却被中共邪党贴在脸上以证明自己的“伟、光、正”。对法轮功進行了近七年持续的残酷迫害，迫害致死了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仍敢对国际社会说“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全球退党突破1000万人，中共邪党臭不可闻，仍恬着脸皮搞什么“保鲜”。而其在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法西斯暴行传出后，中共邪党仍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三个代表”。中国明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共邪党却偏要整出个四不像的“八荣八耻”。

……

从奴颜媚骨到寡廉鲜耻，从寡廉鲜耻再到恬不知耻，再从恬不知耻到无耻之尤，是中共邪党在共产邪灵穷其肆虐人间一百余年的历史经验中终于锻炼出的仅存“硕果”，也使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流氓无耻到了无法形容的成度。中共邪党的荣辱观，是人类社会最邪恶、最无耻、最流氓、最猥亵的价值取向的集中展现。

结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共邪党因其彻底的反人类、反道德、反社会、反宇宙的邪恶本性，加上恶贯满盈的滔天罪恶，在苟延残喘了84年之后，其注定灭亡的宿命也越来越近了。而早已被中共邪灵拉到了地狱边缘的邪党党徒，何去何从？已不容再有观望、犹豫的余地。中共邪党妄图延长其奄奄一息罪恶生命的一切努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速它的覆灭，而歇斯底里“同归于尽”的叫嚣也已成了毫无理智的最后疯狂，是依然心存幻想还是知耻而后勇？是“同荣共辱”还是彻底抛弃？也不再是中国人民需要迟疑的问题。

而一千万退出中共邪党的勇士，也已表明了中共邪党的离德离心与众叛亲离；他们的签名也无疑鼓励着更多的人站出来和中共邪党彻底决裂，而中国人民的良知复苏与道德觉醒也正在让一种新的荣辱观越来越清晰：

中共邪党注定是宇宙中最耻辱的称号；

中国人民会以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荣；

中国人民会以比他人迟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耻；

中国人民会以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没有共产邪党的国家为荣；

中国人民也必将以创造了人类灿烂文明、从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