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法劳教期间的苦难与耻辱
2001年初，我参与了一个较大的资料点（那时还不知道应该遍地开花），我加入时他们已做出了相当多的高质量的真相资料，而且在大量的发往外地。为了安全起见，另外租了房子作为存放资料的库房，我拿着一把钥匙，那时负责向需要资料的当地学员运送资料。见到成堆的资料在库房发得很慢，我有了急躁的情绪，要求自己每天要尽量多发，在哨兵和居委会巡逻的老太太眼皮下，我曾几次到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七医院的病房区及宿舍区发资料；走过多少住宅小区，发了多少真相资料我记不清了。
但那时急于做事，忽视了注意安全，也对学法重视不够，还有放不下的执著心。经过两次几乎被邪恶抓住的险情，我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点化，没有向内找，认为只要机警些就没问题，依然大量地继续在居民楼里发真相资料。终于一天下午，在一个住宅小区被两名保安抓住了，我想挣脱开，被一个保安用重物打在了后脑，当时就昏倒了。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被人摁在开着的车子底部，脸贴着冰凉的铁皮，左臂被用力扭着，肘关节痛得钻心，似乎就要断了。到了派出所，警察逼问我姓名地址及资料来源，我不说，希望能寻机逃脱。恶警于是对我施暴，凶狠地扇我的脸，用膝盖撞我的腿胯，用脚连踢带踹，把我打的在地上翻滚，还商量着要找电棍来电。打过以后，把我关进铁笼，在铁笼里过了近两天，后来在提审中我看逃脱无望就讲出了姓名地址，恶警连夜把我送进海淀清河拘留所。
到海淀清河拘留所以后，狱医看到我脑后肿起的大包，要求做脑部CT检查头部的伤后才能接受。深更半夜的警察到我父母家要了钱押着我去医院做了CT检查，之后再次押到拘留所。那里环境极差，约20人挤在不到20平米的牢房里，白天坐在硬木板上，不得随便动，晚上一个人的头挨着另一个的脚睡觉。有大概半月的时间，我因腰胯的伤痛无法直腰，走路困难。晚上每间牢房必须有两个人值夜班看着其他人睡觉，轮到我夜班的时候我就找机会炼功。我在那里给犯人们（包括杀人犯）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这场迫害没有任何道理。预审我的警察提审我三次，要我放弃修炼，说出资料来源，被我拒绝。
经过一个多月的关押，我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教，先押往离团河劳教所很近的劳教人员调遣处。一進大门就见到阴森的情景，两排全副武装的警察凶狠的盯着新来者，有恶警厉声喝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劳教人员！”
我去的时候正是夏天，关人的房间爆满，30多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作为一个班，极为拥挤。每个班都有个班长，那是恶警的走狗。在那里有各种污辱人的规矩，不许抬头，眼睛只能看地面，進出房间要大声喊报告，打饭前要喊报告词，集体行动要列队跺脚，警察找谈话要蹲着，必须背劳动教养人员守则，还要集体唱恶党的邪歌。
刚一进去，一个姓申的警察就把我找去，要我“转化”，问我真相资料的来源，我拒绝。他表示这是希望我“立功赎罪”，现在不说，早晚也要说，不说他们也会找到。
新到的人还要被逼着练队列，做蹲起。大法学员60多岁的高级工程师翟广才拒绝服从邪恶的命令，昂首挺立，邪恶之徒上去用脚狠踢翟老的腿和脚，后来见翟老不为所动，只好作罢。翟老曾在调遣处被恶警绑起来用电棍迫害。
在调遣处，一个软件工程师赵显明也受过电棍迫害，他是个硕士，在加拿大某电脑公司做编程工作。2001年初他从加拿大来北京，在北京的街上贴真相资料时不幸被绑架。
在一次被罚站的时候，我遇到了邓朝罡，他是湖南的，来调遣处前已经在北京东城看守所关了几个月。我悄悄问他是否被警察打过，他只是点点头。后来我知道，他因不说姓名和绝食，经常被毒打、被电棍电、还被强行灌食，他的手指甲都被剥掉了。
在那里每天要给成堆的“卫生筷”包上印着“已消毒”字样的包装纸，包筷子的手几乎不洗，那成堆的筷子就放在床上、地上，包好后运走流向市场，餐馆中的很多一次性“卫生筷”就是这样“消毒”的，恶警与黑心商人一起坑害民众。每天的任务都很重，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干，除了吃饭中间没有休息时间，晚上要干到7、8点，有时要干到深夜。包筷子是在给恶警挣奖金，所以恶警逼着尽可能的多做，我看到有个人的腕关节因劳累损伤发炎了，肿得鼓起老高，还必须做。
在包筷子的间隙，法轮功学员还要被强迫“转化”，我因不愿听那些谎言，被罚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头要尽量低，低到两个膝盖间。这种姿势非常难受，时间稍长就让人头晕、呼吸困难、腿脚麻木。
每次吃饭时要列队走到在操场上蹲着，吃的是馒头、咸菜、青菜汤。在吃中午饭时，太阳暴晒着，出一身汗。
睡觉前必须站着背劳教人员守则，床铺是几张床并在一起的双层大通铺， 一个单人床的面积要躺3-4个人，所以必须侧着身而且互相紧贴着。长时间干活又不让洗澡，浑身是汗，尽管极度疲劳，但有的晚上我几乎整夜无法入睡。
一个普通劳教的人在那里已经很苦了，而法轮功学员被更加严厉的管制，有“包夹”盯着学员，学员之间不准互相说话，而且不允许学员去接水喝，我们只能向其他的人要点水。有时实在口渴难熬，我就趁极短的洗漱、上厕所时间喝自来水，但常被看管我们的人制止，说是有规定不允许喝自来水。
在调遣处熬过极为艰难的十余天后来到了团河劳教所，这里表面上不象调遣处那么野蛮残暴，但那是隐藏在伪善面具下的恶毒——用谎言、强制摧毁人的正信与良知。警察对新来的学员开始先采用伪善的迫害方式，即所谓的“帮教”，实质是强制洗脑、精神迫害。
我刚到的时候，头脑还清醒，恶警指派邪悟者来“帮教”，我连续几天都能指出邪悟者的谬误。恶警那时采取剥夺睡眠时间，让人精神疲劳、理智不清的迫害方法。我所在的班长（恶警指派的协助它们迫害学员的人）当时完全站在邪恶一边在协助恶警进行迫害，他看到无法说动我，就找来一个能背下《转法轮》不少内容的邪悟者，这个人30多岁，被抓前是个团级的文职军官，他一边讲他的邪悟的东西，同时背些《转法轮》里的内容。我以前学法不是很精进，又处在那样的充满邪恶的环境里，就迷迷糊糊的接受了邪悟，被“转化”了，写了“三书”，恶警让我们要当众朗读，还给录了象。在我开始糊涂的时候，同时来到劳教所的合肥某大学的副教授王剑英利用点名排队的机会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意思是要我清醒，可我当时还误以为“转化”是在提高，放下对圆满的执著，圆容人这一层法等等，其实那都是神志不清时的一派胡言。
不久这个文职军官接触到了师父的新经文，他清醒后又找机会告诉我“转化”的谬误，我一下也就明白了，但是担心犯了这样的大错是否还能继续修炼，信心有所动摇；而且看到坚持修炼的弟子承受的巨大魔难，我担心自己是否能承受，就想已经是这样了，快些出去以后有机会再修炼吧。在这种怕心、私心驱使下，我违心的在恶警面前继续表现为“转化”的样子，从开始的邪悟，变成了后来的妥协。作为一个修炼者这些都是很可耻的事。当然那时也是痛苦的，明知大法好，还要违心的敷衍恶警和那些完全走向反面的人。我在那里时，相当多的所谓“转化”的人都是这种情况。
团河劳教所为了创收和面子工程，经常强迫学员做各种奴工，包括挖沟、搬水泥、建管道、挑豆子、摘羊绒、种草、平地、拔杂草等。但相比精神上的迫害，那确实算不上什么了。
那段的日子，我经常受到良心的煎熬以及一次一次的精神上的强奸。每当恶党炮制一个污蔑大法的谎言，恶警就强迫学员们看中央台的焦点谎谈，然后每人都要写感想。我就玩文字游戏，写些自认为两可的话，应付恶警。恶警为了检查洗脑的效果，一次又一次地考核，要学员诽谤师父、诽谤大法。为了能离开那个魔窟，我也违心服从了它们的要求。
劳教所还要我们交待“上线”和“下线”的法轮功学员，我担心一个都不写，恶警会再来追究我被抓时的资料来源，我就写了我认识的一个人的情况。这个人姓邓，在团河劳教所也算有些名气，他严重邪悟，积极协助恶警迫害学员。在解除劳教后主动去“转化”他认识的人，还写信给劳教所里的人汇报他的“战果”，听说每月从派出所里拿钱，成了派出所的红人。我当时认为把他写出来给警察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但是怎么说给恶警提供情况都是可耻的。
当有新被绑架的学员进来后，还有可能被派去“帮教”。最难的是有恶警或有那种完全站在反面的人一起“帮教”的情况，我尽量少说话，但一句话不说好象不行，我就说说求圆满是执著，修炼的人也要为家人考虑考虑等等应付的话，再就是提出一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实在没办法了的时候，我就读一段强迫我们学习的诽谤材料，再混不过去的时候，就重复几句邪恶的谎言吧，那时真是苦不堪言。因为我只是敷衍，没有学员因为我的“帮教”而“转化”，但也是有罪的，那时起作用的是保护自己的圆滑的人心。
但是这种“帮教”并不全是痛苦的经历，有时一起派去“帮教”的都是违心妥协的人，那时我们就问问新进来的是否师父写了新经文，谁能背书就听他背，互相谈谈各自的真实思想。
有一个吉他歌手叫李京生，被抓前他在酒吧里唱歌、在大学里教吉他。一个妥协的人和我曾经被恶警指派“帮教” 李京生。李京生给我讲了发正念的事情，还有他修炼大法以后身心受益的情况。他几岁时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样的病人一般只能活到十几岁。修炼法轮大法后，他的身体状况慢慢好转，本来走点路就会喘不上气，后来能在酒吧里弹唱几个小时。他还教我们唱《平安夜》这首歌，这首歌描述耶稣降生时的情形，他讲他在酒吧演唱这首歌时，常感动于大觉者的慈悲。伟大的神来到肮脏的尘世拯救世人，为此历尽千辛万苦，而很多世人不但不相信，还参与了对神的迫害，有时他在舞台上唱着这首歌禁不住流下眼泪。有一次我们坐在一个小屋子里，我提到好久没有炼功了，真希望快些出去能学法炼功，他说那你现在就炼吧，于是我就炼起了动功；他又提醒我不要靠近窗户炼，免得外面的人看到了。后来，他被送到别的队关押，有一次我看到有几个人拖着他去医务室灌食，他那时绝食抗议迫害已有些天了，瘦得快成皮包骨了。去年我从网上看到了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大法使他获得新生，恶党却夺走了他的生命，再没有机会听他唱《平安夜》了。
北京石景山区的大法弟子李跃进第二次被绑架到劳教所后，恶警指派我和另一个妥协的人去“帮教”，我们要他给我们讲一讲师父的新经文，李跃进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劳教被释放后，就给北京市公安局长写了封信，告诉他迫害法轮功学员是错误的，后来公安局长点名要抓他，所以在家没呆多长时间就又被恶警绑架了。李跃进给我们讲了他第一次被劳教的经历，有一天晚上在睡觉时，似梦非梦的他看到一条蛇爬过来，盘在了他上铺的人身上，第二天那个人满身起了小红疱，那人原来也是个学员，那天以后就开始站在邪恶立场上胡说八道了。我也见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清华的毕业生，曾几次“转化”然后“翻板”，有一次他冒险传给我师父的新经文（恶警发现要受严重处罚的）。之后，他再一次“转化”，有一天，他身上突然起了很多小红疱，眼睛发红，后来我觉得他改变了许多，真是越走越远了。
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过的大法弟子郑旭军也曾经做过这样被“帮教”的对象。他来团河前已在所谓的“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经受了长达半年多的迫害，在那里他被关在密闭的房间里，厚厚的窗帘遮着阳光，房间里的灯二十四小时亮着，十来个武警轮班看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不与他说话。四名警察、几个邪悟的人轮番的强制洗脑，还以毒打、不让睡觉等手段强迫他放弃信仰，警察声称打他是为了让他思考。
一些人是暂时妥协，心里知道大法好。但也有少部份人表现很邪恶的，就如上文提到的班长。他协助恶警“转化”学员“尽心尽力”，经常说得口干舌燥，而且时常大吼大叫，后来他说他做“帮教”经常头疼，临离开劳教所时，到狱医那儿检查说是得了高血压，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是得了报应。这样的人，我发现他们对大法、对师父、对坚定的学员有着掩饰不了的仇恨，他们把遭到的迫害归罪于大法，认为修炼大法给他们造成了这一切苦难。其实，大法给人的只有美好，邪恶的旧势力利用恶党进行迫害才是苦难的根源啊。
对不被迷惑的不妥协的坚定的弟子，恶警完全抛开伪善的画皮，迫害是非常残酷的，凶狠程度令文明社会的人们难以想象。
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房山区的姓张的人，貌似诚恳，能背一些师父的经文，我开始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坏，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恶警指使下殴打法轮功学员鲁长军并使之致残的主要凶手，恶警把他作为替罪羊承担责任，判了3年徒刑。
在我们被关押的院子里，有一间小房子，门总是关着，有时能看到两个人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人出来走一圈，那是法轮功学员武军。他拒绝写任何东西，被日夜绑在床板上连续100天，每天还要被看管他的因吸毒、诈骗进来的人侮辱、谩骂，武军被折磨得肌肉功能障碍，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他原来是在北京搞火箭研究的一个科技工作者。
我见到王燕方时，他已是第二次被绑架到劳教所了。他非常朴实，说话很少，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了“转化”他，恶人曾经用钉子扎进他的脚掌。王燕方经历了各种迫害，他的一条腿伤的严重，有时失去知觉，走路不便。我曾见他被两个人拽着两只手，拖着他在操场上转，鞋子被拖掉了，两脚擦着石灰地，恶警在一边指挥。
协和医科大基础所的助教刘霄刚来时，我看到他在纸上和桌子上写这样两行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字迹端庄、清秀，字如其人。我想他是在鼓励自己和其他受难的学员吧，和他谈话的机会只有一次，短短几分钟，我觉得到他很有才华。由于他坚持信仰，邪恶残酷地迫害他，他具体如何承受的我没有看到，但后来见到他面色灰暗，神情暗淡，不再讲话了。后来他被转到我所在的监室里，经常是穿着脏衣服蜷缩在床上，关门的声音大一些，他都会打哆嗦。有时我见到他一个人坐在贮藏室里，神情恍惚。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硕士朱志亮，因为坚定修炼曾被送入集训队，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少，他劳教期满离开的时候，在“包夹”的监视下到每个监室与我们告别，他一言不发，只是深沉的注视着每一个人。
北京市某宾馆职员刘永平曾与我在一个监室呆过，他因为复印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而被绑架，他拒绝“转化”，曾被连续剥夺睡眠十余天，那些天他的被子都没有被动过，他非常坚强，也不愿意讲他受到的迫害。
恶警经常用体罚来折磨坚定的学员，包括罚做俯卧撑、蹲起、长时间罚站、跑步等体罚，恶警美其命曰“体能训练”，我见过爱尔兰留学生赵明被恶警逼迫在操场上跑圈，他那时一直被关在更加恐怖的集训队里，承受非人的折磨，身体已非常虚弱了。还有一个学员张祥宇，北京市大兴区人，我没和他说过话，见到他白天黑夜的在他所在监室外小小的塑料凳上被罚坐，或是被罚站。我还见过一个不知名的学员，被罚无数次地喊报告。
在劳教所所有到期而不“转化”的学员都被延期，劳教所副所长李爱民曾在全体劳教人员大会上公开宣称：“给社会零负担”，“不转化就别想离开劳教所！” 我也听过恶警叫嚣：“不转化死路一条，死了或疯了才能出去。”
有一次一个警察要我与另外几个人一起“学习”，内容为轮流念给法轮功造谣的书。一会儿，警察把坚定的大法学员龚成喜带了进来，也要他一起来念，龚成喜拒绝参加，而且双手捂住耳朵不听，之后警察把龚成喜带走了，这次奇怪的“学习”也就停止了。但是在场的参加“学习”的人每人要写一份说龚成喜拒绝参加“学习”的证词，我才明白这是警察要给龚成喜治罪准备材料，但那时我已没有了修炼者的正念，就写了龚成喜拒绝参加“学习”的证词，当时还安慰自己他确实拒绝了，后来听说龚成喜被延期了10个月。此事一直让我有负罪感，尽管是恶警在迫害，但我那时的作为也是极大的耻辱。
由于我违心的妥协以及我的家人托关系，我提前了4个月离开了罪恶之地--团河劳教所。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恐惧的阴影还继续笼罩着我，而且在里面被邪恶毒素的污染还时不时在思想中表现出来。
伟大的师父无量慈悲，不放弃做过错事的学员。通过不断的学法与发正念，我感到了我空间场中被强加的邪恶因素不断的被灭尽，正念逐渐地在增强。我现在每天抓紧时间做三件事，努力弥补过去的损失。看过师父的经文《走出死关》，促使我把这段苦难与耻辱写出来，彻底放下心底的包袱，干干净净的走好以后的路，同时揭露邪党对我们的迫害，我还盼望那些曾在邪恶的迫害下走过弯路的昔日同修们快些返回来。
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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