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给我新生　恶党不让我做好人

得法前，我患有严重妇科病、肾炎、慢性肠胃炎、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多种疾病，脸色发青发黄，妇科病严重到常年出血。如果不打针、吃药、输液，血就止不住，从不敢穿合身的裤子，恐怕出血被别人见到后笑话。得法前全身无力，有时正在做家务，一下子就心慌气短，心里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就得赶快躺下；有时见到狭小的地方就心窄难受，头也象要炸开一样难受，恨不得用刀把头劈开，把头里的东西拽出来；头怕雨淋，淋小雨就头疼难受；肾炎导致我经常尿裤子，全身浮肿；肠胃息肉，经常便血。

我不仅身体上承受病痛折磨，精神上也承受了巨大痛苦。丈夫几十年浸泡在色欲的大染缸中，挣了钱不顾家，亲朋好友劝说也不听。他对我的病从不过问，打骂是家常便饭，还在亲朋面前丑化我。有三次我被丈夫连打带掐昏死过去，半天才缓过气来。朋友邻居都为我鸣不平，为我惨遭毒打难过得落泪。为了孩子，我艰难活下去。我做点小生意养家，供孩子们上学，好不容易孩子大点了，大儿子能挣点钱了，突然间又出意外离我而去。我的精神崩溃了，两眼发直，不想说话。一说话就哭，整天以泪洗面，傻愣愣的呆着。

一九九八年，老家的妹子给我介绍法轮大法，当时我受无神论影响，不相信有神佛，不相信气功，只想如何把孩子拉扯大，也好有个出头之日。后来又有人对我说：“炼法轮功，一人炼功，全家受益。”我为了孩子们能平安无事，便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一听法，我就觉得法轮功太好了，师父讲的都是教人怎样做好人的理和善恶有报的因缘关系。

听法不到一个月，我精神好了，说话有底气了，脸色红润，身体渐渐恢复正常。我处处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心胸宽广了，遇事为别人着想，不钻牛角尖了。无论丈夫怎样对我不好，也不生气了，总是用善心对待他。他的态度也大有改观，也说大法好。邻居们都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如果不是学大法，我可能成了炕贴——常年躺在炕上让人伺候。现在我什么活都能干，生活得有滋有味，一切烦恼、痛苦都离我远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氏集团非法迫害法轮功，我也遭到迫害。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城关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我家，说让我到派出所开会，把我骗上警车。到了派出所，所长逼供让我承认什么，并说出其他大法弟子，被我拒绝。他们不让我喝水，不让我睡觉，不让上厕所，在审讯室里非法关押我一天一夜，第二天半夜他们又强行将我送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半月。

看守所里不把大法弟子当人看待，不让吃饱，每天早、晚饭各给一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一点咸菜；午饭给两个小馒头，一碗菜汤，菜汤里经常吃出大菜虫子，有时吃出壁虎。还强迫天天超负荷劳动，谁不干活就被管教贾瑞芹破口大骂或拳打脚踢。两个月后，我身体出现严重病状，被送到县医院抢救。派出所向我家属勒索两千元钱，才让家人接我回家。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日，满城县国保大队赵玉霞等十几个人非法闯入我家，对我强行绑架。他们几个人连推带拽，把我架到警车上，我奋力挣脱，腿被卡在车门处，象断了一样疼痛难忍，不能行走。恶警们还对我家人进行恐吓，施暴，我儿子的腿被打伤（肿起老高，走路一瘸一拐）。恶警们把我拉到南奇乡派出所非法逼供，我抵制他们的迫害，善意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恶警张长林不但不听，还骂骂咧咧。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你们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迫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会遭报应的。我对着他发正念，不许他迫害大法弟子，以免被淘汰。他说头疼。我说：“你不要被名利迷惑，要善待大法弟子。马上放了我，是功德无量的事。”他说：“我放你，哎呀，我脑袋好疼。”说着双手捂着太阳穴就出去了。恶警们把我铐在长条凳子上，使我不能躺、不能站，只能坐着。他们还用不让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毒招儿，逼迫我说出其他大法弟子，被我严词拒绝。他们非法迫害我两天两夜（在这期间，我亲属也到派出所、公安局等处要人），他们见找不到继续迫害的借口，就向家属非法勒索七千元钱，放我回家。

从此以后，城关派出所就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有时到我家非法搜查，当今中国社会真是好人难当啊。

做常人时我浑身是病，生不如死；修大法后我身体健康，生活快乐，是大法使我重获新生。可是，我却屡遭共产邪党打手的非法骚扰、迫害。但是不管修炼大法的路有什么艰难险阻，我也要持之以恒，坚修大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