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邪恶的迫害 跟上正法進程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我想把几年来随师正法,怎样面对邪恶迫害的一些经历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

我今年七十二岁,与老伴于一九九六年在当地一个公园的炼功点得法。经过不长时间学法炼功,我的身心很快得到净化,喜悦之心难以言表,这与我过去所学过的许多气功截然是两回事,有天壤之别。真是一部天书。身心受益的那种心情别提多高兴了,我完全沉浸到学法炼功中,沐浴在法中升华。

炼功后的不长时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生死关的考验。一九九七年的九月,我和老伴走到马路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上,俩人凌空被抛出五米远落地,结果都安然无事,而汽车的挡风玻璃却被撞破一个大洞。师父为我们还了一条命,消了个大业。

这场邪恶的迫害比我想象的要凶猛。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六点钟,公安带领十余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警,如临大敌,闯入我家,要進行所谓的搜查,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强盗行径很坦然,没有想到害怕,心想:我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我们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家里没有搜查到他们认为的证据,于是抢走了我的手抄本《转法轮》,带到公安询问。他们想要从我嘴里得到他们认为更机密的东西,在询问时专门配备了一台录音机,结果那录音机就是打不开。我给在场的人讲我修大法身心健康的好处,以及一些因修大法绝症不治而愈的事例。最后那个做记录的只顾听我说话,什么也没记下来。凡是到我身边的人我都要见机和他们聊法轮功的事,就这样讲了整整一天。最后由单位领导作保,让我晚上回到了家。

晚上回家后,电视连篇累牍放攻击大法的文章,我感到邪恶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的,仿佛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又回到了眼前。家里的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周围的人心浮动,这时又从社会上得到消息,国安要动手抓我,我与妻子商量并写了遗书,准备和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一样,上北京找政府说理,生死就此一举,别无选择。家里的孩子发现后坚决阻拦,当时那种心情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亲情,一边是要走出来去维护大法的清白,怎么办呢,亲友子女的轮番劝说,还有邻里见面不说话,同事远离你,同修不敢相见,我孤独无助,与老伴相对无言,打开电视只有一个声音,诬陷攻击大法颠倒黑白的造谣与说谎。

七月二十二日,公安局召开会议当天晚上要动手绑架“法轮功骨干”。在公安开会之际,孩子们开车,将我与老伴送上去外地旅游的火车上,去外地避难。在外地旅游的日子里,也不得安心,时常有国安和单位的电话骚扰,一路上警笛哀鸣呼啸而过,红色恐怖气氛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哪里有心情观赏风景,常常是心神不定,我想知道家乡昔日的同修,他们在做些什么,是否正在受到迫害,往日集体学法,集体炼功的情景,以及同修的音容笑貌如影随形在眼前掠过。我感到失去集体环境的寂寞难耐的痛苦,我一天都不想再留下来。看不了书,炼不了功,太空虚,太无聊了,我与老伴决定返回去,同行的儿子还要带我去另外一个城市避风头,看拗不过我,只得匆匆返回。

我与老伴回到家后,第二天中午,当地公安就知道了,市纪委等几家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我当时还是邪党党员)传唤我到单位進行外出审查,询问外出期间与外地的什么人联系。整个审查过程,我都非常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过对国家对人民有害的任何一点坏事,师父教给我的就是做好人的理,而且我也在做好人,我没有理由惧怕什么,我就向他们讲学大法身心受益的美好。审查结束后,那个领导单独与我交谈,他个人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尽我所知介绍给他听,他这才明白了真相,最后他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那大爷您就好好炼吧。

这场审查,我当时用文字游戏的办法蒙混他们,给他们写了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配合了邪恶,没有真正做到正念正行,这一关没过好。

以后的日子,邪恶并没有因此罢手,三天两头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上门骚扰,今天捺手印,明天剪头发,扣身份证,每逢所谓敏感日更是不得安宁,有时半夜三更敲门入室检查,我和老伴都是善心相待,给上门的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那段时间,和同修失去了联系,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我虽然也做散发真相资料的事,但由于人心的干扰,谨小慎微,胆胆突突,大量的时间在家用来学法抄书,抄经文,不断用法来充实自己。

我觉的我的选择没有错,我走的是人间最正的道,我应该理直气壮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有一次,街道办事处主任一伙人上门,一定要我和老伴写什么不炼功的书面保证,说是领导的意思。我俩意识到这一关必须要过,再不能纵容邪恶。我的正念一出,当时正告他们: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告诉你们的领导,我就是坚持到底,谁也改变不了,我听我师父的,就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想听真相你们就听,不愿意听回去向你们领导交差去吧,他们灰溜溜的走了。第二天,我到派出所要回了我俩的身份证。从此以后,我觉的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从此以后派出所、街道来人,不等他们开口,先给他们讲真相,揭露中共谎言暴政,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事实,以后他们就很少来骚扰,去年奥运会也很少“关照”。

二零零七年,邪党从省里下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绑架行动,本地几十名大法弟子都被绑架。我也被列入黑名单。一天晚上,我与老伴正在学法,有人按门铃,我误以为是熟人,没有观察,门一开闯進来的是公安、国安、派出所的警察,来势汹汹,说着就翻箱倒柜,四处找东西并开出所谓的搜查证。他们人多势众,拦是拦不住了,邪恶要行恶,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他们抢走录音机一台,随身听一台,mp3两个,《转法轮》一本,《九评共产党》光盘一套,以及其它真相光盘和物品。一个凶气十足的警察问我光盘是哪里来的,我没有理他。他气急败坏的说:敢发《九评》,这是反党!我当下稳下心来,心平气和的说:《九评》怎么了,《九评》是天下奇书,谁看谁说好,写的都是事实,政府官员都说好,你们说它不好,那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出来叫群众批判它一下呢?中共不是说要“相信群众”吗?他们听了无言以对。我又紧接着讲了大法在世界上洪传受世人欢迎的洪势,讲天安门自焚案的破绽,讲海外揭露摘取器官的罪恶,讲大法弟子在劳教所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讲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事实。我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一席话,他们刚進门时的气势一会就没了,只听我一个人讲,我问他们:你们扪心自问,我们只是做好人,并没有危害社会什么人,凭什么迫害这些好人?你们也有父母妻子,也有亲朋好友,大家都想过好日子,我们要人的权力干什么?只是因为共产党要迫害无辜,难道我们不能向世人说说真相?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吗?他们无言以对,我正视他们说:我没有犯什么罪,我坚决不能跟你们走,找你们领导我要问明白,他们都不敢正眼看我,本来要带我走,最后自己找台阶下说:我们请示领导再说。他们就出去了,后来他们也没回来。

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发《九评》,正好碰上一个警察,把我扭到派出所,当时,我稳住心发正念,有师在身边,我怕什么。到了派出所,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讲三退,派出所警察处理不了,把我交到城区“六一零”头子手上,这个人社会名声极坏,过去迫害过多名大法弟子,一進门象恶狼一样说:我知道你这个人。他威胁说,我们掌握了你很多情况,现在还敢发《九评》?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平静的说:《九评》是好书,谁看谁受益,我知道这个城市少说也有几十万本《九评》在民众手中,也没听政府公开提《九评》这本书,这是为什么?他语塞。说着要录我的口供,我没有配合,问我的家庭住址、电话,我没告诉他,只是给他讲真相,特别是讲天安门自焚的破绽,他听了很入神,越说越自然,最后他竟然露出笑容,没有刚才的紧张气氛,最后他叫我在一张表上签字,我看也没看那个东西,我不签,他无奈的说:这老汉你不签我签,以后得注意了。从進派出所经历了四个小时,我平安回到家中,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

我经历过几次和邪恶面对面的较量魔炼,我现在的心态比较平稳,在这种邪恶迫害的环境下,能够面对这一切了,怕心也在不知不觉的修去,我家的学法小组被多次破坏后,现在又恢复起来,我也有了自己的证实法的家庭资料点,每周供周围的同修周刊和小册子。在师尊最近几次讲法中,我在用法对照自己的不足,不断学法,溶于法中,跟上正法進程,不拖整体的后腿,勇猛精進,跟师尊回家。

我知道我修的不好,距法的要求还有距离,以上请同修严肃指正。